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毛泽民曾是书店的红色老板

(2021-06-18 08:15:10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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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类: 金沙网投
毛泽民曾是书店的红色老板
上海书店两位“红色老板”毛泽民(右)和徐白民(左)的照片  (图源网络)
 

毛泽民曾是书店的红色老板
——上海书店的红色记忆(中) 


       上海书店曾经有过两个“老板” ,徐白民和毛泽民。
       书店的第一个“老板”是徐白民。1920年春,这名浙江省立第一师范的学生运动领袖,曾是杭州“一师风潮”的主要组织领导者。“一师风潮”后,作为浙江学生代表,徐白民赴上海出席了全国学生代表会议。1923年,徐白民28岁,他的公开身份是绍兴县立女子师范学校一名教书先生,他的秘密身份是中共党员。这年8月,徐白民受组织委派,到上海筹备成立公开的出版发行机构。
       徐白民到上海后,第一件事就是找到瞿秋白和其他党中央的负责人。经大家的建议,书店按照“交通便利”、“简朴为宜”和“易于隐蔽”三个特点,选址在法租界和华界两区交界之处的民国路(今人民路)振业里11号。店内聘用三、四个店员,应付日常工作,兼做保卫工作。
       徐白民作为上海地委兼区委执行委员,主持书店的出版、印刷、发行等具体工作,瞿秋白、蔡和森、恽代英负责各刊物的编辑工作。他们当时都这样年轻,蔡和森、恽代英和徐白民都不过28岁,瞿秋白只有24岁。1925年,另一个穿着长衫、身材高大的年轻人也来到上海书店,时年29岁,他的名字叫毛泽民。
       1925年冬,正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的毛泽民接到党的指示,来沪担任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经理,并兼所属公开业务机构上海书店负责人。对于毛泽民来说,眼前的工作显然是十分陌生的,但他凭着勇往直前的顽强精神,认真摸索规律,广交业内朋友,出色地担负起了党的“出版印刷发行之总责”。
       为了方便读者,毛泽民不仅对申城发行网络进行调整,还四处奔波使外埠分销处扩展至全国二十余个城市,连巴黎、柏林也有代售处。这样一来,出版物尚未印刷即能收到上千元预付款,他得以用这些钱缓解周转金的紧缺。
       毛泽民根据地下斗争的需要,化名杨杰,以印刷公司老板身份为掩护,时而穿长衫马褂,时而是西装革履,忙于出入申城的一些报馆、书店、发行所和印刷所联系业务。党组织经过研究,把上海杨浦怡和纱厂工会骨干、中共党员钱希均派到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,做他的助手,并假扮夫妻作掩护。两人在共同的学习和工作中互相关心体贴,翌年两人结婚。
       据钱希均回忆,那时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机关、印刷厂分别设于上海大通路(今大田路)大通里、斯文里,上海山海关路的一个作坊则是分发秘密文件的基地。1925年12月至1927年4月,这对革命伉俪一直寓居大通里。1926年11月,毛泽东担任中共中央农委书记,来沪主持制定《目前农运计划》时,也住在这里。
       由于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和各种革命书籍的发行逐渐扩大,上海书店原有印刷能力已无法满足需要。经请示上级,毛泽民很快又在上海新闸路培德里建起一个印刷所,它直接由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领导。他清楚地意识到,想顺利完成繁重的印刷任务,除了需要印刷设备,还得物色一些具有革命觉悟、严守组织纪律的印刷工人。于是,他给家乡韶山党组织写信,同时派人前往,要求选派几位中共党员和共青团员充实力量;韶山党组织马上派毛特夫、毛远耀、谭熙春等来沪,进秘密印刷所工作。他从不搞特殊,只要有空就和工人们一起苦干,所以深受大家的爱戴。
       上海书店的影响日益扩大,使军阀当局很惊慌。1926年春,淞沪警察厅找借口查封该店。毛泽民立即在沪另设相关实体,使各项业务不处于停顿。不久,他奉命赴汉口创办长江书店,作为上海书店后继者。从此,他频繁穿梭于沪鄂两地,千方百计调运印刷物资,动足脑筋打通发行渠道。其间,他还在上海新闸路西新康里设大明印务局,在上海虞洽卿路(今西藏中路)瑞和里设瑞和印刷所。他到任一年,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作内部结算,已盈余一万五千余元。当中共中央机关派会计人员进行核查,得出的结论是财、物两清。

 
毛泽民曾是书店的红色老板
(上图)上海书店发行的书刊图片(下图)上海书店致柳亚子的信函 


       1927年初,随着革命形势迅速发展,毛泽民不断拓展出版发行业务,使党刊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读物销量猛增,如《向导》每期的发行数达八万份,《共产主义ABC》一书半年内在全国售出三万余册。大革命失败后,他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。至11月,他重返白色恐怖下的申城,仍从事党的出版发行工作。1928年夏,他在上海爱而近路(今安庆路)春晖里建起党组织最大的印刷机构——协盛印刷所,秘密印刷中共中央机关刊物《布尔塞维克》和党内刊物《中央通讯》;还曾以《中国文化史》、《中国古史考》、《平民》等伪装封面来迷惑敌人,从而确保出版物安全送到党内同志和进步人士手中。
       四个多月后的一天夜晚,特务对协盛印刷所生疑,他被抓走后泰然自若,不漏破绽,咬定自己只是个为了赚钱而开印刷所的普通老板。特务见弄不出什么名堂,企图大敲竹杠,就以“印赤色刊物犯法”为由,索要十万元“罚金”。他随机应变,假装愿意出去设法筹款。特务认为反正“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”,就将他暂时释放。按照中共中央指示,他一边公开登报拍卖印刷所,迷惑特务;一边加紧拆卸印刷设备,隐藏于别处。隔了几天,特务到印刷所拿钱,不但找不到“杨老板”,连机器也毫无影踪,这才知道上了当。
       1929年初,他带印刷所部分同志和机器悄然前往天津;党组织则在上海康脑脱路((今康定路)762号另设华兴书局(曾使用春阳书店、启阳书店、浦江书店等名称),印刷、发行《共产党宣言》、《国家与革命》、《资本主义之解剖》、《世界职工运动概况》等一大批书籍(被查禁的出版物就达四十九种),还出版过《共产国际》月刊和《瀛寰》半月刊。
       1931初,毛泽民再度抵达申城,与瞿云白(瞿秋白之弟)、钱之光一起在沪筹建党的秘密印刷厂。1931年4月,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之一的顾顺章叛变。党组织马上通知毛泽民离沪转移到香港,他旋赴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。
       在毛泽民领导下,上海书店的机构规模、出版成果、发行业绩均首屈一指。当年的上海书店已实现编、印、发“一条龙”,既编辑琳琅满目的书籍,也出版多种有影响的期刊,还设立专门的发行机构和印刷所,并有实力代销其他知名书店的一些质量较好的出版物。书店出版物品种丰富,除了革命书刊、学术专著,还有文艺作品、通俗读物,党内同志和普通群众皆能从中挑选所需要的阅读内容。书店经营管理方面有独到之处,不仅在全国20多个城市筹建分销处,还在海外设分支机构,既出色地完成党赋予的政治任务,也取得了一定的经济效益。
       毛泽民同志领导的这些红色出版机构,虽然由于所处的环境险恶,存在时间都不算太长,但它们在中国现代出版史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和不可磨灭的贡献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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