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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识君王怎样培养年轻官吏

(2021-05-25 08:28:27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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历史

文化

读书

随笔

教育

分类: 窥史议政
    有识君王怎样培养年轻官吏
清朝官员合影图片  (图源网络)


有识君王怎样培养年轻官吏


       康熙皇帝三次南巡,在江风大作时乘船渡江有着不同感受。第一次因年富力强,虽然大风突起,众皆恐惧,仍然“下令顶风前进,还站立船头射江豚,没一丝不安。”第二次,便“微微觉得有点心跳”。第三次已进入老年,“连见别人渡江心里都发慌”。由此,他进而联想,将军、提督、总兵们当年轻力壮时所以“能够登城作战,攻克险阻”,屡立战功而不胆怯,是由于“年少时血气方刚”。但是立下战功逐渐升迁为大官,年龄也不断增高,“如果一旦发生战争,要叫他率兵打仗,而且像年轻时那样奋勇杀敌,这能办得到吗?”可以看出,康熙帝充分流露出了企盼培育年轻战将,以备后继的迫切心情。  
       培育年轻官吏,是一个涉及千秋基业、后继有人,实现长治久安、永盛不衰的大问题,所以古代有识君主和名臣贤相对其重视的程度,并不亚于访贤求才。为培养事业接班人,他们非常重视对年轻官吏的职前职后的从政教育。
       对此,历史上一些有识君王有着清醒的认识。至元九年,正处于上升时期的元朝统治者看到,一些“府州司县官吏,幼年废学,跻身吏门,不务礼义之教,贿赂之习熏染成性,等到年长,便在官府任事,往往枉法受贿,遭羁刑狱”,并指出“这是未曾读书而心术不正所造成的恶果”。当时的中书省和御史台向元世祖建议:“今后官吏当于办公之闲暇,听从长官的约束,受品学优秀者的教诲,哪怕能粗略地读点经史著作,精通义理,便足以正心修身,革除徇私趋利之弊,成为国家有用之才。”后来的明太祖朱元璋也说过:“后生年少不曾经过磨练,往往自负其才而办事不谨慎,血气方刚意气用事,很少有不生事扰民的。还是应该让他再学习,培养其道德情操,改变气质,等到学成以后再加以任用。”所以,元明两代开国皇帝都将对在职年轻官员的从政教育提到了议事日程,这确是切中时弊而又关系到国家长治久安的大事。
       纵观历史上一些王朝培养年轻官吏的做法,大致上的关键要点,一是要择人而育,二是要精选师资,三是要有正确的育才举措。 
       从政教育是培育年轻官吏的必经之路,而要培育新人,还必须在培育之前将人才选择好。所谓“择人而育”就是这个道理。择人而育是育人的前提,择人不当,难以成才。
       对从政接班人,许多朝代都是将“资性聪敏、有学识、有才干”、“资性淳厚、学问有成”者以及“民间俊秀”等,作为选择培养对象的条件,希望他们日后成为忠心耿耿的股肱之臣。古代有卓识远见的君主,在培育年轻官吏上都很注意优化。明太祖就曾规定:“对选择升入国子监学习的廪生,一定要注意选拔那些资性淳厚、学问有成、年龄在二十岁以上的。”这里把品学兼优和年轻作为选择深造将来充当社稷栋梁之材的标准,是很有眼光的。
       古人讲:“自今以来,择人而树,毋已树而择之。”(刘向《说苑•复恩》)说的是“要选择好人才再培养,千万不要等培养了再选择他,那就晚了”的道理,这一育人原则,即在培育以前对被培育者的品德要考察清楚,否则会贻害国家和人民,是很值得我们借鉴的。
       培育年轻官吏应当精选师资。历代君王对教育者的德才都很注意严格要求。唐太宗在天下逐渐安定后,便转武为文,他开设文学馆,选出杜如晦等十八人为文学馆学士,接纳培养从各地选拔出来的士人。开文学馆育才储才,是唐太宗重视培育年轻人才的可贵创举,“贞观之治”能彪炳史册,正是唐太宗荐贤育贤用贤的结果。    
       明洪武八年(1375),太祖朱元璋诏令御史台的官员选拔国子监的学生,派遣到北方各地去担任教育方面的工作。诏令说,北方的战乱刚刚结束,学问渊博之士很不容易找到。应当在现在太学的学生中,选取一批年龄较大而学习优秀的人,派往北方各郡分别担任教育工作。于是,御史台选拔出优秀的国子监学生共三百六十余人,发给粮食和衣服,派往北方各郡任教。
       清康熙五十三年(1714)四月,康熙帝给吏部下了一道谕旨,指出:“负责教育的官员担负着教育士人的重大责任,没有适当的人选确是一个非常紧迫而急须解决的问题”,并要求“以后各地选拔教官应该送到京城,让大臣面试合格后才能任职”。这些都是历史上注意精选师资举措的范例。


有识君王怎样培养年轻官吏
(上图)清政府派出的赴美国留学的幼童
(中图)长大成人并回国的部份留学幼童
(下图)拥有当年留学幼童的同盟会成员


       晚清时期,派员出洋游学,是清末的一大振兴措施。同治十年(1884), 清政府开始每年分派“赴洋幼童”30名,4年派出120名,15年后再逐年接回,此时其“年力方强,正可及时报效”,规定所选人才应具备“志趣远大,品质朴实,不牵于家累,不役于纷纭”的条件。同时,当时刘坤一、张之洞等一些有识之士还提议,在派学童外出学习(“游学”)外,还派在职官员出外通过考察进行学习(“游历”),自今始,三年后,凡官员送御史、升京卿、放道员,出洋游历一次作为必备条件。向先进的西方学习,游学以“徐图自强”,对中华民族的奋发,仍有珍贵的方策价值。
       中国古代官僚管理体制中,学校成为官吏选拔的途径之一,无论是官学还是私学,都为历代王朝的统治者们输送了一定数量的官吏人才。科举制的发展,使学校教育成为科举选拔官吏的一个阶梯,也成为了年轻官吏职前教育的必经途径。至于年轻官吏从政后的教育,应该说也积累了不少经验。譬如,对新任官吏,皇帝亲自接见,谆谆告诫;通过送箴言、刻石铭、著书立典、谈心等方式劝谕官吏;要求各级官吏特别是朝廷重臣都要管好子女,特别是管好已当官的子女;从严立法,制定完善治吏的法律;奖励良吏,弘扬正气;挂职锻炼,实践磨砺;对贪官污吏施以重刑,警钟长鸣;率先垂范,以身作则等等行之有效的举措。
       浩如烟波的中国历史长河中,吏治始终是每个朝代的重头戏。官吏的素质优劣直接影响着一个朝代的政务水平,而年轻官吏从政水平,将会导致国家管理能力能否正确持续直至国力的兴旺与衰败。纵观历史,中国古代吏治从某方面来讲,是完备而规范的。然而遗憾的是,我国古代吏治更侧重于对官吏的选拔、考核、管理、监督,而对官吏的在职从政教育制度相当薄弱。文中所讲述的古代年轻官吏从政教育的做法和经验,大多出自有识君王的个人观念和行为,更谈不上官吏在职从政教育的制度化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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