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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九龄作牛公碑是何尚直精神

(2021-02-26 08:54:27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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随笔

唐史

分类: 读书杂谭
张九龄作牛公碑是何尚直精神
《张九龄望月怀远图》选自华三川《唐人诗意图》  (图源网络)


张九龄作牛公碑是何尚直精神
——《容斋随笔》札记之十一


       张九龄,唐玄宗开元时期最后一位儒相,以文采与风度闻名于世,更以“尚直”精神享誉世人。南宋洪迈在《容斋随笔》中有《张九龄作牛公碑》一篇,记述了体现张九龄“尚直”精神的一段史实。   
       张九龄任宰相时,唐玄宗想让凉州都督牛仙客任尚书,张九龄固执地表示不同意。他说:“牛仙客只是河湟地方一个使典而已,从小吏中提拔上来,又不识字。陛下一定要用牛仙客当尚书,臣实在感到耻辱。”唐玄宗因此很不高兴,于是免去了张九龄宰相之职。
       然而,张九龄的文集中却有《赠泾州刺史牛公碑》一文,是记牛仙客父亲的。文章对牛仙客父亲评价很高,说:“对人做善事降福,没有比有好的后代更大了。”接着,文章又高度赞扬了牛仙客在凉州的政绩。文章说:“牛仙客是国家的忠良之臣,他用商鞅奖励耕战的办法,充实赵充国对付羌胡叛乱的屯田政策。所上奏的话均可实施,所计划的事总是正确的。对守卫边境捍卫长城之事,君主经常赐席移位近前去询问他。”
       张九龄文章写的正是牛仙客在凉州任职的事,这时离张九龄谏止皇上任牛仙客为尚书之事刚过一年。可见,张九龄“与仙客非有夙嫌,特为公家忠计耳。”这说明,张九龄和牛仙客并没有旧的怨恨,仅仅只是为国家尽忠计议而已。
       据《新唐书》、《资治通鉴》等史书记载,开元二十四年(736),牛仙客调任朔方行军大总管任内,河西仓库盈满,器械精劲。唐玄宗欲任命牛仙客为六部尚书并加封爵位,遭到宰相张九龄两次反对。由于李林甫暗中挑拨,同年十一月,张九龄罢相,牛仙客被任命为工部尚书、同中书门下三品,并执掌门下省事务。但是,牛仙客“居相位,谨小慎微,对百司申奏,不敢独自裁理,只是‘依令式’而已。”意为牛仙客遇事不敢裁决,只是唯唯诺诺而已,政务皆由李林甫做主。由此看来,张九龄的担忧是有道理的。他既赞扬牛仙客“为国之良”,同时又反对牛仙客担任尚书要职,完全是出于公心。张九龄不顾唐玄宗不悦,不顾自己免职罢相,一再表达自己的谏议,正是他“尚直”精神的表现。
       “尚直”一词,是《资治通鉴》对张九龄的评价。《资治通鉴》对玄宗一朝的宰相有过这样的评价:“上即位以来,所用之相,姚崇尚通,宋璟尚法,张嘉贞尚吏,张说尚文,李元紘、杜逞尚俭,张九龄尚直,各其所长也。”
       张九龄(678~740)字子寿,一名博物,谥文献。唐朝韶州曲江(今广东省韶关市)人,故世称“张曲江”或“文献公”。唐玄宗开元年间,历官中书侍郎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、中书令、宰相。张九龄是一位有胆识、有远见的著名政治家、文学家、诗人、名相,为“开元之治”作出了积极贡献。史称张九龄“尚直”,主要赞誉他刚直不阿,不畏权贵;不惧龙颜,敢于直谏;不循私情,胸怀公心。    
       据史书记载,张九龄在识人、用人方面的“尚直”精神,从以下几个事件中可以窥见一斑。玄宗先天元年(712),他上书宰相姚崇,直陈其用人之误,致使“浅中弱植之徒,已延颈企踵而至。”并劝谏其“远谄躁,进纯厚”。张说是玄宗时期的一代权相,早在张九龄任左补阙一职时,张说就非常欣赏张九龄的才干,向玄宗举荐张九龄为相。即便如此,张九龄对张说的过失也能直言相陈。开元十三年(725),玄宗封禅泰山,张说利用这一机会将其亲信加官赐爵。张九龄认为张说的做法不妥,他劝说张说:“官爵者,天下公器,先德望,后劳旧”,以国家官职循私情会导致“清流隔于殊恩,胥吏乃滥章”,令“四方失望”。张说不听,反言“悠悠之言不足虑”。不久,张说终被御史中丞所弹幼被罢相,张九龄也受牵连被贬职。


张九龄作牛公碑是何尚直精神
广东韶关各地的张九龄塑像图选


       张九龄力阻起用李林甫,请诛安禄山,更显示了张九龄慧眼独具、超人胆识和尚直精神。张九龄反对唐玄宗起用李林甫任宰相,他进谏道:“宰相系国安危,陛下相林甫,臣恐异日为庙社之忧。”开元二十四年(736),安禄山因兵败应处斩刑,而唐玄宗却下令赦免安禄山。张九龄坚决反对说:“禄山失律丧师,于法不可不诛。”并言:“臣观其貌有反相,不杀必为后患。”玄宗不听,反劝张九龄不要“枉害忠良”。以后发生的安史之乱应验了张九龄的担忧,唐玄宗逃亡四川时追思张九龄的忠心,悔恨没有听信张九龄的劝谏,并派人前往韶州祭奠张九龄,抚恤其家人。 
       从公元727年开始,张九龄三次身居大唐权力中心,虽多次遭受打击,但依旧“遇事无细大皆力争”。特别是在重大人事任免、奖惩等问题上,他不惧屡次“犯上”。对于官员录用一事,张九龄一向秉持儒家选贤任能的观点。他认为用人应视德才为先,不以个人资历功勋为标准;宜唯才取实,不以个人亲疏喜恶为依据;以实绩为重,不以个人背景名望为衡量。早年他曾四次参与吏部品评应举者等的考核工作,素来以量才“平允”著称。他任宰相期间,力阻玄宗启用牛仙客为尚书。因为在他看来,牛仙客系自基层胥吏提拔上来,虽有地方治理的经验,但终究学识不足,不具备出任尚书这样的中央朝廷柱石应有的素质。确实如洪迈所言“与仙客非有夙嫌,特为公家忠计耳”,这从张九龄“作牛公碑”一事可以窥见他的“尚直”精神。
       可惜的是,张九龄的“尚直”一再断送了他的仕途前程,可谓成也“尚直”,败也“尚直”。张九龄的“尚直”精神的形成,是其作为一个典型的儒家知识分子对儒家“忠义”价值观的自觉践行。然而,在封建专制的环境之下,恰恰是“尚直”造就了张九龄屡次被贬的悲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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