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晚清怎会有“文盲父母官”

(2020-12-25 08:35:13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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历史

文化

读书

随笔

清史

分类: 窥史议政

晚清怎会有“文盲父母官”
卖官鬻爵•清代漫画  (图源网络)


 

晚清怎会有“文盲父母官”



       晚清写过《官场现形记》的李伯元,也写过一本《南亭笔记》。这部笔记集记录了不少清末官场遗闻轶事,颇具史料价值。笔记集卷九有一篇“赵尔巽考官”的文章,读来生动有趣,亦发人思考。

       赵尔巽,清代同治年间进士,授翰林院编修,历任安徽、陕西按察使,甘肃、新疆、山西布政使,湖南巡抚、户部尚书、湖广、四川、东三省总督。民国以后任奉天都督、清史馆总裁,主编《清史稿》。他在初任四川总督时,对县级官吏进行了一次考察,闹出了不少笑话。

       赵尔巽考官的办法很简单。在官员们进见时,将每八个人分成一组,先问一些平常问题,然后就随便抽取几份公文,发给他们批答,以此观察他们的才华和能力。办法虽然简单,“然因此贻笑者甚夥”。

       除了集中性的考核以外,赵尔巽在平时与下属接触中也注意对他们进行“询事考言”,“以觇才识”。一天,有一个县令来拜见。他刚刚坐定,赵尔巽就给他一份诉状,并且说自己近日公事繁忙,这份诉状很久没有批示了,借重县令大才,代写一下批语吧。这位县令反复地审视这份诉状,很久也没有写出一句批语,额头上“汗沈涔涔若时雨下”。幸好这位县令与这里的一个文书是旧友,那人趁机会悄悄地暗授了“遵式另呈”四个字,县令抄上后才算搪塞过去。可是,即使这样,县令在仓促之间,却把“式”字误写成“示”了。

       另有一次,有一个以颇有才干而闻名的县令来拜见赵尔巽。赵尔巽有意考察一下他的才能,便说:“久仰您的才华,只是有人传言说您不识字,我想未必吧。这里有一卷书,请您大略地给这篇文章加一下标点,把句子断开。”这个县令推辞说自己近视,无法读。赵尔巽立即说:“没关系,这好办。”随即命令仆人去集市上买来几副眼镜,让县令选择一副合适的戴上。这个县令惊慌失措,但还是举着笔装模作样看书。赵尔巽见此情景,大笑说:“你真是目不识丁,徒有虚名啊!哪有不学无术之徒可做父母官的道理,请你赶快写一份请求回家修墓的公文来,免得我罢斥你。”这个县令自感羞愧,惶恐地退了下去。

       据有限的史料,我们无法得知在赵尔巽手里考掉了多少庸官。赵尔巽久居官场,深谙此中弊端,依其眼力和秉性,在他手中“烤糊”的庸官应该为数不少的。其实,这种“文盲父母官”在清朝的史料记载中并不鲜见。

       曾爆料清末朝廷诸多内幕的《崇陵传信录》载,北京城一个木材商人玉崑,“以入资助园工,得道员,忽授四川盐茶道”。四川盐茶道可是个重要的位置,更是肥缺,上任前光绪皇帝例行要召见。玉崑的言行举止十分粗鄙,光绪问他读过什么书,他说读过《三字经》与《百家姓》,光绪看着起疑,叫他写几个字瞧瞧。磨叽了好长时间,玉崑只写出了两个字“玉崑”,其它什么字都不会写了。光绪“怒斥出,即日罢之”,把一个行将上任的副省长级别的文盲捐纳道员给撤了。

       清朝的“文盲父母官”到底有多少,我尚不得知,仅查有一条史料载:雍正年间,国子监对那些纳捐后正在等缺的候补官员进行考试,大为吃惊的是,参加考试的万余候补官员,竟有9500余人不及格,其中接近60%交了白卷。那么,人们不禁要问,清代当官都是考科举上去的,怎么会有如此识字不多甚至目不识丁的“文盲父母官”呢?这就要讲到清朝的“制度性卖官”——“捐纳”制度了。

       清朝的文官入仕途径分为“正途”与“异途”,科目、贡监、荫生为正途,荐举、捐纳、吏员为异途,特别是捐纳一项。就捐纳而言,又分为现行事例和暂行事例两种。现行事例主要限于捐职衔、贡监,以及指加级、纪录、封典之类,因其经常进行故常称为常捐。现行事例作为清朝政府中的非经常性收入之一,对吏治影响并不十分明显。暂行事例也叫大捐,多是遇到重大的军事行动,或河工、赈灾等需要巨额款项而特开的限期捐例。在暂行事例中,除常捐所涉及项目外,最突出的是捐实官。雍正时开“武职捐”,乾隆年间又订立“常例捐纳”,将其作为了一项正常制度。京官自郎中、员外郎,外官文职自道府、武职自参将以下,直到从九品、未入流官,都可以捐买。

       捐纳之设,无异为在经济上日益强大起来的富者大开方便之门。从白丁捐得知县需银3700两,相当于1850亩土地一年的收入。捐纳的大门开向了拥有重资的地主、商人、高利贷者和有权的官僚。乾隆四年,云南共捐生俊71名,其中官员子弟29名,商人、地主子弟42名,有的捐纳者甚至官升总督、巡抚。据史料记载,康熙十三年到十六年,因三藩战事而军费浩繁,三年之内报捐知县多达500人,捐款收入200余万两。乾隆三十九年至四十六年,因仓储不足为由开捐,共收捐监生27万余名,所捐粟米核抵银1224万余两。


 

晚清怎会有“文盲父母官”
一组清代官吏的老照片



       如果说,广开捐例有解决大批“士者”出路理由的话,还算得上统治者一个补救措施。清朝时期,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人数有了大量增长,但不论政府公职人员的法定数额,还是科举考试录取的名额,均未按人口增长速度而加增,他们的子弟在读书求仕的道路上遇到了严重困难。捐纳推行二百多年中,还为那些怀抱经世之志、屡试不中的士人提供了从政机会。在这些捐员中,不乏“怀理繁治剧之才”、“抱御侮折冲之器”的人。再退一步说,清朝早、中期那些通过“士者”捐纳入仕的人,多少还读过一些书,那么晚清允许那些“文盲”通过花钱捐纳来当官,无论如何是说不通的。

       无论清朝统治者将捐纳冠以“输捐助饷“”纳粟报效“的美名,但捐纳就是卖官鬻爵!考察清代捐纳制度的全过程,它对晚清社会的政治、经济、洋务新政所起的促进作用远不及它对中国社会所带来的严重危害。如清代有识之士所言:”近十数年来,捐途多而吏治益坏;吏治坏而世变益亟,而度支益蹙;度支益蹙而捐途益多,是以乱召乱之道也。“尤其那些”文盲父母官“,”捐纳得官,其心惟思捞其本钱,何知有皇上之百姓“?!

       其实,历代清朝皇帝不是没有看到”文盲父母官“的危害。乾隆就说过:”纳资授官,本非善政“,道光皇帝也不止一次地说过:“我最不放心者是捐纳,他们素不读书,将本求利,廉之一字,诚有难言。”但他又说:“我既说捐官不好,何以又准开捐?”“无奈经费无所出”。捐纳制度虽弊窦丛生,但统治阶级却无法停止开办。由此可见,晚清吏治存在的问题,在官员的来源中就已经潜伏着危机了,如此,晚清焉能不衰?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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