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唐朝众多高官为何投降安禄山

(2018-10-11 08:19:40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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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化

历史

读书

随笔

唐史

分类: 窥史议政
唐朝众多高官为何投降安禄山
古人绘制的平叛安史之乱图画  (图源网络)


唐朝众多高官为何投降安禄山


       唐至德二年(757)九月,唐肃宗任命广平王李俶(后来的唐代宗)为天下兵马元帅,与郭子仪等将领共同率军与安禄山叛军展开决战,收复了沦陷15个月之久的京师长安。唐军进城后,出现了可喜又可悲的一幕:300余名原唐朝中央“百官”“皆素服悲泣请罪”。
       公元755年,安史之乱爆发。面对这个重大事变,唐朝文官武将有着不同的选择:有的跟随唐玄宗出逃,有的追随太子到了灵武,有的积极抗击叛军,有的则投降了安史叛军。据史载,安史之乱爆发后,唐朝主动投降叛军的文官武将为数不少,仅在上述的广平王李俶进入长安后投降的原唐朝官员就有300多人。他们在安史叛乱政权中担任要职,为叛军出谋划策,进一步助长了叛军的嚣张气焰。
       其中有:宰相陈希烈,他原为唐朝的门下侍郎、崇玄馆大学士,对老庄玄学有比较精深的研究。天宝五年(746),被任命为同平章事(相当于宰相)。 驸马爷张垍与兄长张钧,兄弟俩是唐开元宰相张说之子,都较早步入仕途,且身居重要位置。张钧历任兵部侍郎、刑部尚书等要职。张垍娶唐玄宗之女宁亲公主为妻,是唐玄宗“宠渥无比”的驸马,官居兵部侍郎等要职。唐朝名将哥舒翰,他原为尚书左仆射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(相当于宰相)。他拥有重兵,是抗击安史叛军的主力军。吏部侍郎达奚珣,他曾经察觉安禄山有叛意并上书唐玄宗,安史之乱时组织军民进行过抵抗。骠骑大将军火拔归仁,也曾是抗击安史叛军的重要将领。
       这些唐朝高官,门第显赫,有着较高的政治地位,然而为何主动投降安禄山叛军呢?这些高官在投降叛军时的心态是复杂的,其间因素也颇为复杂,但不外乎由内因与外因两大要素造致而已。
       说其内因,是说这些高官有着很高的政治诉求,当他们的政治欲望一旦不能得到满足,心理便会失衡,产生强烈的不满情绪,最后投降了叛军。
       如陈希烈,由于对宰相之位的贪恋不能如愿而投降叛军。陈希烈善于“用神仙符瑞取媚”于唐玄宗,故颇受唐玄宗器重。陈希烈成为唐玄宗的红人,自然先得到宰相李林甫的亲近和提拔,被任命为同平章事。然而,陈希烈升任宰相后只是署名而无实权,则渐渐对李林甫不满,遂与哥舒翰共同作伪证陷害李林甫。在杨国忠掌权后,陈希烈受到排挤被罢相。由此,他看透了唐玄宗,对中央政权失去了信心。因此,当安史叛军进入长安后,他毫不犹豫地投降了叛军,出任安禄山政权的宰相。
       再如张垍,也是由于对宰相之位的渴求得不到满足而投降叛军。据史载,天宝中,唐玄宗来到张垍内宅,曾亲口许诺让爱婿接替宰相之职,张垍“降阶陈谢”。然而,杨国忠极力阻扰,举荐他人代之。张垍对此事反应“怀怏怏”,痛恨唐玄宗的失信。又由于张氏兄弟几个得罪了杨国忠,屡遭诬陷排挤。结果,于天宝十三年张钧、张垍等兄弟均被贬职,下放地方。就此,张垍、张钧兄弟开始与安禄山联络,安禄山兵入长安后,兄弟俩主动投降了安史叛军,张垍任宰相,张钧任中书令。这正如元代史学家胡三省所说:“陈希烈以罢相失职,张均、张垍恨不大用,故皆降贼。”
       说其外因的一个重要因素,无疑是唐玄宗错误的“干部路线”造成的严重后果。唐玄宗晚年,不仅沉溺于声色犬马之中不能自拔,而且也陷于群小包围之中不能脱身。他对李林甫、杨国忠、安禄山等的权奸的宠信和重用,伤害了一大批在唐朝有较高地位、有相当影响的高官。这些高级文官武将心中积有怨气,一旦时机有变,就以叛变朝廷的手段予以报复。
       吏部侍郎达奚珣的投降显然与杨国忠有关。据《资治通鉴》记载,天宝十二载(753)十月,杨国忠儿子杨喧参加明经考试,结果不及格。主考官礼部传郎达奚珣畏惧杨国忠的权势,叫儿子昭应尉达奚抚提前告诉他。一天,达奚抚等候杨国忠入朝时,小声告知其子考试不及格的信息。杨国忠当场翻脸大骂,扬长而去。达奚殉无奈而舞弊,将杨暄列入上等。
       此后,就是这个无能之辈杨暄,还被破格提拔擢升至户部待郎,而曾是他主考官的达奚珣才刚从礼部侍郎转为吏部侍郎。即使这样,杨暄还不知足,埋怨自己没有达奚珣升迁得快。杨氏父子不仅对达奚父子的拍马不领情,反而竭力奚落、羞辱甚至打击报复达奚父子。此后不久,达奚珣由京官被贬为地方官,成了河南尹。这件事无疑在达奚珣心灵上划了一刀,给他造成了极大伤害。于是,在安禄山进入河南不久,达奚珣和他的儿子达奚挚投降了叛军。


唐朝众多高官为何投降安禄山
今人绘制的安史之乱图画


       至于抗击安史叛军的两位重要将领哥舒翰和火拔归仁的倒戈投降,显然也与唐玄宗与杨国忠有关。带病上阵的哥舒翰,由于杨国忠对他的猜疑和唐玄宗的不辨真假而失守潼关,在恐惧朝廷处罚和痛恨昏君奸臣之下,选择了变节之路。火拔归仁则从其他唐军将领被杨国忠陷害的下场中,预见到上司哥舒翰与自己的将来下场,才挟迫哥舒翰投降了叛军。
       这一情况也是多数唐朝文武官员主动投降叛军的重要原因。因为直到他们投降叛军之时,杨国忠还执掌着中央大权,而杨国忠又对百官颐指气使,凡“有才行时名,不为己用者,皆出之”。为此,公卿以下官员莫不整日担惊受怕。另一方面,唐玄宗又“以权假宰相,赏罚无章”,对杨国忠言听计从,使得相当一部分官员对中央政权失去了信心,最终选择了投降之路。正如参与平叛的大唐名相李泌所说的那样:“方今从贼者皆陛下之仇”,此言很值得深思。
       唐朝众多文官武将主动投降安史叛军,既是当时腐败政治的产物,又是李林甫、杨国忠压抑、排挤、打击甚至陷害同僚的结果。陈希烈等人主动投降安史叛军,与他们追求个人私利有关,但与唐玄宗晚年错误的“干部路线”是有着密切关系的。唐玄宗刚执政时,一心要重振大唐雄风,牢记太宗遗训:“为政之要,在得人,用非其才,必难致治”,重用姚崇、宋景等清正廉明、刚正不阿的治国高手共谋大计,开创了开元盛世。可是,到了唐玄宗晚年,他将“圣人之教、祖宗遗训”统统忘掉,重用李林甫、杨国忠等贪暴奸邪、阿谀奉承的祸国元凶,同恶相济,憎恶疏远众多高官,使得统治集团内部各种矛盾日益激化,终于引发了一场历时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乱,为大唐帝国覆灭埋下了祸根。
       执政者用什么人、不用什么人,对官风吏治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。用贤不用奸则群奸远遁,官风清,吏治好;用奸不用贤则群奸麇集,群贤远离,官风浊,吏治恶。“得人者兴,失人者崩”,从唐玄宗这个史称“前明后暗之君”用人得失而导致国家兴与衰的史实中,可以引起深思,得到启迪,汲取有益的教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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